天津时时彩软件 > 电器产品 >

搬家的记忆(图

  1948年4月19日,震惊全国的临汾战役到了最后一天。枪炮声渐渐稀疏了,血红的残阳里,十几名解放军官兵从破败的城垣上走下来。为首的一位解放军身材魁梧,手里提着驳壳枪,尽管一身的征尘硝烟,却依旧目光炯炯。此时,他正指挥着战士们打扫战场。不料,新的命令下达了——让他立即到刚刚组建的临汾市人民政府报到。说心里话,他多么舍不得离开部队、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呀。可他还是以一个标准的军礼,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。

  这位年轻的军人在临汾市政府担任了一个部门的领导,不久,他和当地一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青年相识了,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的火花。1949年的10月,在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中,一对新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一年后,在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,一个又白又胖的小男孩出世了——这就是我。

  新中国成立初期那阵实行的是供给制,父亲每月的全部“薪水”是38斤小米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清苦,至于住的环境就更差了。我从小在南方长大,懂事以后,我常常问母亲:当年我出生时住的是啥样的房子?母亲说太小了,和现在根本没法比。她的解释自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,更激起了我一睹旧居全貌的愿望。机会终于来了,在我26岁那年,父母带我千里迢迢回到山西,在临汾市商会巷2号院找到了当年我出生的那个住所。

 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谁会相信这样的房子里居然曾经住着一家三口:低矮的门,6平方米大小的空间里,一个大土炕就占了四分之三,靠近门的地方放着一只铁炉子,一年四季做饭都在这里。如果此时家里进了两个客人,别说是坐,恐怕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正因为是亲眼目睹,我才从心底体味到,我们的老前辈在共和国最初的创业年代里,是如何熬过那些艰苦岁月的。今昔一对比,又怎能不让人刻骨铭心?

  第一次搬家是我两岁时。那时,共和国百废待兴,中央国家机关急需补充高素质的干部。1952年,一纸调令下达,父亲被调到国家外贸部工作。别看父亲是老红军,可当年他才29岁,有文化,又经过十几年战火考验,被上级选中是意料之中的事。那时家里的用具基本上都是公家的,属于自己的“财产”只有铺盖和穿戴。

  上北京那天是个夜晚。那时的临汾十分荒凉,从家里到火车站有很长一段路,还要经过一片荒野和坟地。父亲扛着一大卷行李在前面开路,母亲抱着我紧随其后。两岁的我已经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了。听母亲讲,在经过荒野时,就听见我说:“爸爸,狗。”父母扭回头一看,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:一只体形壮硕的恶狼两眼闪动着阴森森的绿光,正悄悄地尾随在我们身后。父亲一把拽住母亲:“快,你赶快抱孩子前头走,我来对付它!”情况危急,顾不上多说什么,借着惨淡的月光,母亲抱着我气喘吁吁地一路紧跑,父亲高度警惕地在后面和恶狼斗智斗勇,彼此走走停停,始终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。就这样过了足有半小时光景,离火车站近了,能感觉到不远处的灯光和人声了。狼是很聪明的动物,它终于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多少年以后,母亲还心有余悸地对我说:“那次如果没有你爸爸在,咱娘俩肯定交代了。”

  刚到北京时,父亲是国家外贸部的科级干部,我们家虽说住的是一间屋,但比在临汾时住的房子面积确实大了一些;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薪金制后,父亲成为副处级干部,我们家很快搬进了宽敞明亮的两居室;上世纪60年代父亲调到湖南工作,并被提升为正处级,我们住上了带厨房的新宿舍楼;“文革”后父亲调回山西,成为厅级干部,家里随即搬进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,面积达150平方米。父亲离休后,二位老人就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晚年……

  我们常说“有国才有家”,是的,这绝不是说教。伴随着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,人民生活水平岁岁都在提高,解放后这些年我家数次搬家的事实,就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!